我国现行户籍管理规定(一)：我国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的，以家庭、家族、宗族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现代户籍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
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户籍制度改革被列为2013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
名词解释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簿
户籍制度，也就是户口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它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对农民实行道德教化、经济剥削、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径，所以，历代王朝都沿袭着这一制度。[1]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一项重点改革，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实现亿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梦”的一项重大举措。刚刚结束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与有关领域改革统筹配套、协同推进，涉及的面之广、人员之多、力度之大，都将是前所未有的。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是要通过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1] 2中国情况编辑
户籍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公民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户籍表明了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管理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均建基于此项制度。中国户籍制度的特点是，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该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2005年底，中国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截止至2009年3月，已有河北、辽宁等13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
中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根据血缘继承关系和地理位置把户口划分为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竖起了一座高墙，是对公民身份的一种不公平的等级界定，带有一定的歧视性。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今天，现行户籍制度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户籍制度改革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持有农村户口公民和整个社会的迫切要求。
户籍制度
中国户籍制度的功能与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其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着重户籍的登记管理职能，这时的户籍管理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对人口居住地点与基本信息的登记上面，并不涉及公民的自由迁徙与利益权利的分配等问题；第二个阶段着重户籍在限定人口自由流动方面的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针对人口的乡城流动行为进行严格的约束与规制；第三个阶段着重在相关的利益分配方面，其最突出的表如今于将涉及诸如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诸多福利权益与户口相联系。
1950年8月12日，公安系统在内部颁发了《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正式开始了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工作，这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开始的起点。
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制定并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从而基本统一了全国城市的户口登记制度。
1953年，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大部分农村建立起了户口登记制度。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
1985年7月，公安部又颁布了《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农转非”内部指标定在每年万分之二。同时，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也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9月宣布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终于使户籍制度做出了相应的初级改革。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从农村到小城镇务工或者兴办第二、三产业的人员，小城镇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聘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小城镇购买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解决了新生婴儿随父落户、夫妻分居、老人投靠子女以及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等几个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建国以来，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3正文编辑
户籍制度指中国封建社会对全国人口进行管理，并据以征调赋税、劳役和征集兵员以及区分人户职业和等级的重要制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并制定和执行一套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中国户籍制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商代。殷墟甲骨卜辞表明，商朝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征伐行动之前或过程中，大都下令“登人”，即下达征集兵员的命令。“登人”的数目，一次从千人到万余人不等,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而且无疑是以户籍的记载为基础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多有周王赏赐给贵族大臣们人口的记载，有的以“人”、“夫”为计算单位，有的以“户”、“家”为计算单位。根据《周礼》的记载，中国早在西周，就在秋官司寇之下设置了名为司民的专职掌管户口的官吏，负责计算全国的户口人丁数目，并定期向周王报告。周王朝规定要将当时的户籍文件妥慎保存在“天府”内，并由有关部门分别保管副本。公元前789年，周宣王在征犬戎失利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当时叫做“科民”，以便迅速补充兵员。从这些关于中国古代户籍管理的早期记载，可以看出户籍管理与役使人力的密切关系。
户籍与赋役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事业是农业，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农业人口，所以历代的户籍管理又与土地赋役有着密切的联系。战国时期，在韩、赵、魏、秦等国都先后推行了“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必须在每年年底以前，将辖区现有人口数字、本年度的赋税收支结算和下年度的预算写在“券”上,送到中央去,中央把“券”割分为二，收执右券而发还左券，据以检查地方官的工作。地方官要完成“上计”工作，就必须编制好本地区的户籍和赋役册籍资料。西汉初年开始按人口征调赋役“初算赋”，唐代的税制从租庸调改为两税，郡县官府每年仍然要造计账，宋代规定每年一上账目奏状，明清时期每年要呈交奏销册，都是从“上计”制度发展而来的。明代的户口黄册又名赋役黄册，在每户名下将人丁、事产并列，每户都要注明有无或占有土地多少、 好坏，交税等级、 数量等。清代基本上沿袭明制。这些都说明户籍管理和
赋役管理已经基本上合而为一了。
四民等级体系与特权户
封建社会中，人们在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反映在户籍制度中。从战国开始，被称为四民的“士、农、工、商”等级体系便逐渐确立了。“士”是四民之首，历代的官吏主要是从这个阶层选拔出来的；“农”是从事耕作的，当时被视为本业，其地位仅次于“士”；“工”、“商”则被看为是从末业，地位又更低一些。“士”虽然不能像勋戚贵族和现任官吏一样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但也能享受减免赋役的优待。晋至唐初，是最讲究门阀士族等级的时期，门第高的往往易于得官，士人只要名载“黄籍”，便可免除赋役负担，并可荫庇他人。以后，不论唐代的不课户，宋、元时期的形势户、官宦户，明、清的绅户等，实际上都享受某种法定和法外的特权；元代虽然歧视儒士，但儒户仍可得到蠲免科差的待遇。
军民异籍
军民异籍是中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的特点之一。战国以前，服兵役是贵族的特权，这是他们升官晋爵和夺取更高地位的途径，因此不肯轻许庶民进入军队。但其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役的频繁，需要大量补充兵员，逐渐实行了普遍征兵的制度。一般士兵不但随时有伤亡的危险，而且生活艰苦，其地位逐渐沦于一般平民之下，许多人都想法逃避兵役。东汉末年以迄三国时期，军户逐渐从一般民户中划分出来。列入军户的人，不但本人终身为兵,而且子孙后代都有服军役的义务,不准改业，甚至婚嫁也限制在同类户籍中进行。长期以来，军户被列为低贱的社会阶层。 明代的户口分为军、 民、灶、匠四大类，关于拘查追捕逃军的记载也特别多，反映出军籍人户的痛苦。至于北魏的镇军，西魏、北周的府兵，辽、金两代的礼军，金代的猛安、谋克，元代的蒙古军及宿卫军，以至清代的满、蒙、汉军八旗，则是以统治氏族为主组成的镇压力量，其权利、义务当然与一般军籍不同。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有特殊的军籍（旗籍）户口以进行管理。不论按社会身份、军民职业抑或按民族区分的不同户籍制度，都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和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情况的反映。
户籍制度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阶级压迫性质，广大人民为了摆脱沉重的赋役负担和被迫世代当军充匠的痛苦生活，历来就存在着对这套反动户籍制度的对抗和破坏，历代隐逃户口、流徙逃亡以谋挣脱户籍枷锁的斗争此起彼伏。此外，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又是不统一的，皇帝与各级勋贵官僚之间，中央政权与各级地方政权之间，官府与其官僚吏役之间，往往都为自己的私利，或以滥加赏赐，或以非法荫庇，或以隐匿欺骗，破坏整体的户口赋役制度。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制度虽然存在了约3000年，却是在“建立──败坏──整顿──再败坏──再建立”的反复循环中发展过来的。它从来没有真正达到统治阶级对其户籍制度的全部要求，也不可能真正健全地发展，结果是与封建制度的崩溃同归于尽。
4制度改革编辑
综述
户籍制度改革是当前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户口，或许是烙在每人身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深印痕。改革户籍制度无疑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适应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确保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全国各地正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
弊端
1、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城市关门”现象出现，抑制了劳动力、人才的自由流动。
2、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我国城市发展步伐缓慢，城市在户口管理制度保障下通过人口控制实【我国现行户籍管理规定】
现社会需求，使城市自我调节控制的功能弱化，市政及城市管理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3、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数千万农村人口在城市打工，处于流动状态。然而，由于他们不具备城市永久居民身份，工作预期不稳定，其消费行为并没有城市化。
4、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不仅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
5、不能对中国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当一部分人有籍无户，农村“空壳”现象较为突出。很多住在城市郊区或者“城中村”的居民，完全不从事农业，却仍然是农业户口；同时也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居民在城市工作，却无法获得非农业户口。
6、户口管理使中国公民具有不同身份。如果某人生活在非本人户口所在地，那么他将被视为外来人口，享受不到该地的各种福利，以及充足的就学和就业机会，这也是当前户口管理所受非议最多的方面。
7、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了大量在城市务工的外来劳动人员不能落户城市，这是造成每年春运一票难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象。
8、户籍管理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对农村户口人员的一种变向剥削，这种制度使得资源不能合理的分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内容
[2]户籍制度改革是继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解放”农民的革命。 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过渡和改革为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功能，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
方向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并不在于放开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进行约束等问题上面，其着力点与突破方向应放在如何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而不造成新的社会冲突与群体对立，如何革除其利益分配功能而使其回归到仅仅作为对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的必要手段，以及如何配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福利但不至于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这三个方面。这三个问题处理好了，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制度性障碍才有可能彻底瓦解。同时还必须明确，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还农民以迁徙的自由，给农民与城镇居民相等的权利，更重要的一点是使他们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赋予他们与城镇居民竞争的能力。因此只有不断夯实经济基础、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素质与能力，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有可能使我国户籍制度以及由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目标
形成于计划体制时代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当前社会健全发育的重大制度障碍。在人口大量流动的时代，这种滞后的户籍制度导致大量人口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过亿农民工在沿海新兴工业区打工，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以外来人口的身份生活于大城市，同样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异地从事工商业。这三类人口对所在城市贡献了大量税收，但却难以全部享受理应得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另一方面，这些外来人口也多在其常住地政府的正常管理范围之外。城市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回避其对常住外来户籍人口的福利责任。但这一做法的后果，却是政府对公民的管理存在失灵。
从国民平权与政府有效管理两个角度看，现行户籍制度都应废除，转而建立以保障国民自由迁徙权为基本原则的居民户籍登记制度。这种制度的具体操作方案，就是“以房管人”。但，
我国现行户籍管理规定(二)：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存在的五大弊端
1、 限制迁徙的“户籍制度”违宪违法。
1949年的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写有公民享有迁徙自由的条款。为了避免户籍制度和宪法之间的冲突，1975年通过的《宪法》以及以后历次修改的《宪法》取消了这一条款。但是，迁徙自由本身是人身自由的一个延伸，不管宪法有无明文规定，这种自由都是随宪法存在的。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1997年10年和1998年10年，我国签署了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国际人权两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第二款规定“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意即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就“即刻性”的。该公约还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在我国已正式签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现状既有损于宪法的权威，在法理上也是一种欠缺。
、户籍制度违背了平等的原则
现行的户籍制度，既不是按人的出生地、也不是按人的居住地进行登记管理，而是一种封建的身份世袭制度，一个人出生时的户口身份是根据其父母的身份确定的，并限制其自由迁徙、使各地区的人缺少了平等分配国家资源、平等交流的机会。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所受待遇从投胎开始就已基本确定，除了招工、招干、升学、参军等几条有限的途径外，再无例外。
二元户籍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给人们带来了身份上的歧视，有了本地人和外地人之称。长期以来，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北京人、上海人排斥外地人，都不能不说是二元户籍制的弊端之一。
3、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二元制下的人口迁移受到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画地为牢”，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迷信、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在封闭的农村得以蔓延，城市文明很少能辐射到农村，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率远远高于城市，农村人口素质无法提高。同时，在缺少竞争的城市，城市人口也是容易养成不思进取、贪图安逸的观念，不利于其素质的提高。限制迁徙还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缺乏文化交流碰撞，民众中排外情节严重，政府中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将来万一地方自治权过大，还有可能威胁国家的统一。
4、助长了两极分化
两类户口的划分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确认。二元户籍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甚至部分商品的供应等一系列待遇具有制度化的联系。在这种利益分配的差距上，一方面，非农业户口明显优于农业户口；另一方面，在两类户口的内部，仍有不同的等级，比如非农业户口内部就有大城市户口、中等城市户口、小城市户口、城镇户口等区别。为了实现所谓的现代化，把农民置于不平等的位置，置于城市化现代化之外，严重侵犯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当前城市居民死守城市、农村人口一旦进城就不愿离开，其根本原因是传统体制赋予了城市居民过多哦的特权。
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势必引起结果的不平等。二元制设置的户口迁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状态。城市，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可以采取各种优
惠政策，吸引了各种人才和资金，而相对落后的农村、中西部地区缺乏人才和资金的情况则将更趋严重，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呈扩大化趋势，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构成危害。
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为解决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二元户籍制造出的农民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作出的决定，以减缓两极分化的趋势。
5、妨害了经济发展
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人造出的，最基本的生产力是人，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素质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决定作用。市场经济要求资源（劳动力）由市场自行配置调节。旨在强调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二元户籍制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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