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的破产求职 第一篇_褚时健84岁再成亿万富翁 唯一女儿狱中自杀
褚时健84岁再成亿万富翁 唯一女儿狱中自杀
各地新闻中国新闻周刊[微博]星评2012-11-09 11:06
图说：原红塔集团原董事长，曾经是中国有名的“烟草大王”褚时健
【中国新闻周刊网11月9日综合报道】少年时，他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却因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60多岁时，他坐拥年创利税近200亿的红塔帝国，说话如“圣旨”，被尊称“老爷子”，后却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84岁，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但却始终摆脱不了曾经“烟草帝王”的阴影。这个曾被报告文学形容为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男人，淡然外表下的内心，似乎没有一个人能触碰到。
烟草帝王 带小甜味的烟叶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尽管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岁，但这个曾经扛过枪、当过干部、搞过企业、犯过“政治错误”的饱经风霜的“老人”，却在破败式的烟厂里，开启了大跃进式的革命。
1986年，褚时健兼任了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加上把农民的烟田变成烟厂的“第一车间”，他一手控制了产、供、销三个环节，并狠抓产品质量。
“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褚时建2010年接受凤凰网杨锦麟专访时，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激动地说道。
于是，红塔在这样的体制构建下开始“腾飞”。到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几千万元发展到70亿元，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甚至称它为“印钞工厂”。
自此，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甚至成为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他的女儿去广州，有多少辆小车在机场硬生生地等着，抢着接机。一位作家仅仅因为跟云南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有点熟路，便有人想通过他跟褚时健搭上线。
自此，“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阶下囚 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终结了这一神话。
据1998年1月新华社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褚时健本人，后来被司法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其中一笔是174万美元，另一笔1156万美元。
但是，这个案子却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据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还是“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个多少升华出了一点政治意味的经济案定了调。
但是，在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主审法官语）。
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指控的一笔1156万美元贪污，“疑罪从无”，未作认定。
而按当时中国对贪污犯罪的“判例”，褚案涉及金额已经数倍于死刑。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宣判两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胡长清案的终审裁定：死刑立即执行。而这位江西省前副省长贪污受贿金额是人民币544.25万元，不明财产是人民币161.77万元，两项合计差不多褚时健被认定的一次贪污金额（174万美元）的一半。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因此，褚案引发了一个“59岁现象”，即官员“退休前捞一把”的讨论。
可即便如此，到近年，已经有相当有话语地位的过来人表示，“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一些媒体人士甚至用近乎诗一般地语言对他表示同情、惋惜和为他辩护。一位论者曾这样写道——
1996年（褚时健被调查的第二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
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民间如此，官方亦然，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人物”中，褚时健排名第5。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颇值玩味。据财经作家苏小和表述，褚时健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戎马生涯的兄弟们。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橙王 84岁再成亿万富翁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而这一年他已经70多岁。但10年后，2400亩“雷响地”，已经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84岁的褚时健则再次成为亿万富翁。
但在舆论界，关于冰糖橙事业的资金来源及经营，很少有人关注。人们更热衷的是，褚时健为什么选择种橙？对当年的判刑，现在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关于种橙的理由，媒体报道的有这样几种：一是，身体原因，“闲下来，就不行了”。据褚时健表述，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二是，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他说；三是，否定“烟王”是靠政策论。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律师马军说，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这一段“最悲情”的人生当然也是很多媒体特别愿意浓墨重彩地一部分，于是有机会接近褚老的记者们也是不遗余力地探究着老人家隐秘而又苍凉的内心世界，包括言语与细节。
言语中，流露的是淡然。褚说，“今天重新过来说，（当初）不应该那样。但有些事情要实事求是。有时候我们省委书记、省长碰到我，说北京的一些人也经常来问老褚身体怎么样？我就说只要他们心里明白就得了。”
“玉溪老百姓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都很好，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当初调查组找老百姓座谈，想看看民间的反应，玉溪的老百姓就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我也觉得很宽慰了，我所做的事情他们更理解一些。”
细节中，有隐约的愤懑。南方人物周刊曾在文中提到这样一个情景，褚时健回述起参加毛主席追悼会时，竟突然失控地发笑，妻子马静芬为遏制他的笑，甚至将褚的胳膊掐出血来。后来，褚在回应笑的原因说：我当时想，他妈的，一切该结束了！
在橙园的管理中，褚时建习惯控制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做烟厂一样。如今，年纪大了，褚必定要做的是每个月月底27～30日，在果园签字发工资，而曾经当“烟王”时，最具权威性的事也是批条子。
如果时间再过久一点，褚老也许只能在橙园里坐一坐，望一望。晨光晴好，云雾散尽，密密匝匝地如绿墨般地橙叶，簇拥着白色的橙花，还有一个驼背、瘦削、安静地老头。就如米沃什的诗《礼物》所述：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文/吴桂霞）（综合报道）
亿万富翁的破产求职 第二篇_自然人的破产能力
浅析自然人的破产能力
【摘要】2006年8月27日颁布的新《破产法》较之前的《破产
法》有着很大的进步，但是新《破产法》仍存在着不足，新《破产
法》虽然扩大了其适用范围，适用于企业法人，但是其并没有承认
自然人的破产能力，笔者就自然人的破产能力进行探讨，提出破产
法应当承认自然人的破产能力这一观点，并对学界争议的自然人如
何适用破产程序提出笔者的意见。
【关键词】自然人；破产能力；债务负担；混同；公平清偿
我国现行的破产法是2006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此破产法相比较之前1986年12月2日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新破
产法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社会学界争
议颇多，关于新破产法的不足之处有很多，笔者主要谈谈对新破产
法适用范围这一争议的一些看法，即是否该承认自然人的破产能
力。
一、《破产法》的适用范围
不可否认，新破产法较之前1986年颁布的就破产法有了很大的进
步，其比较突出的就是，新破产法扩大了其适用范围。1986年的旧
破产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但是我国
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规定：“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使用非
全民制企业法人。”两部法律的规定截然不一，虽然两部法律加起
亿万富翁的破产求职 第三篇_温商沉浮路：温州亿万富豪跑路：我破产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潘晓勇—温州潘发实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温州潘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温州金源财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山西教育网限公司、温州市蓝牙科技有限公司、温州欧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2011 年预估年产值达到9500万元。(据“2011 年温州创业青年楷模候选人”评选资料，2011 年10 月)资料图片
潘晓勇说， 他未来的目标就是———还钱
2012 年端午节后的上海南京东路，一个细雨纷飞的日子。身高约1.72 米的潘晓勇融入熙攘的人群中。没有人会把这个阳光帅气的年轻人和“温州走路老板”联系在一起。他依然面带笑容，暴富与赤贫的跌宕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轻微得难以捕捉。
他是2011 年震惊全国的温州老板走路潮中，披着神秘面纱的“走路老板甲”。从身家数亿到负债近3 亿。他怎样从一夜暴富到一夜赤贫? 他“走路”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灵交锋?
他怎样以“半黑暗”的状态，辗转于国内不同城市? 他和他的债主又将如何面对未来?
“走路”240 多天后，潘晓勇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他是首位接受媒体专访的走路老板， 他讲述的故事揭开了2011 年温州老板走路潮那座庞大冰山的一角。
“走路” 他只带走十几万
2011年10月18日对潘晓勇来说，是一生都会铭记的日子。这一天， 他离开温州，开始“走路”。此时，据他被提名“2011年温州创业青年楷模候选人”只有一个月。
时至今日， 他作为候选人的个人资料仍然挂在网上。
羊城晚报：你对“走路”这种说法会不会特别敏感?
潘： 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全是债主围着我。我当时确实是一走了之， 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4个手机6个号码全部换掉。但走了，其实我挺后悔的。我现在的身份可以说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诉人家我在上海。
我表哥也欠债过亿元，但他坚持下来没有走， 他每天至少接到10个债主的电话。烦恼多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光明的身份。
羊城晚报：离开温州当天是什么情况?
潘：我离开温州是在2011年10月18日。
当天一大早，秘书打电话说，来了十几、二十个要债的人。我就不想回去了。但在市中心遇到另一个债主，他带着六七个人，逼我要钱。我说，我借你的500万元三年，但给你的利息也接近400万，能不能不要这么逼我。但这几个人一直跟到我家里。我感到自己可能受到伤害，于是借口上厕所，拐了弯走了。
完全是临时、被逼的。如果不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我不会想走。如果没有这几个人， 我想我很可能坚持下来。但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 可能发生什么? 我也很难设想。也许进了公安局， 也许像有些人一样，从楼上跳下来……谁也不知道。
羊城晚报：你离开温州后去了哪些地方?
潘：离开温州之后，我在郊县待了一个多月，想要看看情况。但是发现走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比我厉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觉没有希望了，就离开了。之后去了上海、合肥、广州、武汉……大概七八个城市。
羊城晚报：到这么多城市，是因为逃避债主追债?
潘：(笑)死我都已经置之度外了，何况债主追债? 我找外地的朋友， 希望想些办法，东山再起。当然，我现在没有再想着赚几个亿，我希望能够先做一些小项目，维持生计，再从头开始。但是会收敛很多，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大胆(笑)。
羊城晚报：走的时候你带了多少钱?
潘：走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带。心非常冷，低落到了极点。有一张朋友的卡，里面之前存了十几万元。后来主要靠这十几万。
几亿身家，真正带走的只有这十几万元。
很多人不相信，有朋友说，你光身上的装备就几百万哪。是! 我的手机十几万元，四块金表加起来上百万。全都抵债抵给人家了。甚至连老爸老妈的房子都卖了。公司能变现的资产全都卖了， 凑了一百多万元，为了发员工的工资。我觉得银行的钱、民间借贷的钱可以欠，但员工很辛苦，员工的钱不能欠。这笔钱我完全可以自己吞下来，但是我没有! 但很多人还是怨我。
羊城晚报：心理反差会不会特别大?
潘：是! 以前我和表哥来上海，表哥坐着宾利，我坐着保时捷，到哪里去，都是司机在楼下等，一路高架桥过去。现在，到哪里去都要等地铁或者公交，到目的地要一个多小时。现在才知道，大上海真是大!
暴富钱滚钱炒楼身家数亿
一次偶然的房产交易向潘晓勇打开炒房的大门。从6万元起家，三年间，他名下成立了8家子公司， 身家扶摇直上高达数亿元。而一次又一次炒房的翻云覆雨间，他缔造出一个也许只有在当时才可能成真的中国式造富神话。
羊城晚报： 你的企业在2008 年注册，很多人不相信你三年时间做到身家数亿元。可是你又做到了。
潘：我的确是白手起家。2008年6月28日我从上海回温州， 当时只有信用卡套现的6万元。开始做信用卡发卡业务，大半年时间赚了二三十万元。2009年，表弟介绍给我一套房子。我把全部身家，20多万元付了订金。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有人外加50万元买下。这是我赚到的第一个50万元。
我感觉，哎，这个钱非常好赚。这50万又让我在短短两个月里赚到近300万。有了这300 万元后，温州正好有个新盘开盘，30 万元一个名号。我运气比较好，一下又摇中了好几个号。我又以每套外加50 万元到100 万元不等的价格转让出去，又在一个星期左右赚了几百万元。
这样， 我手头一下就有了五六百万元的资金。
2009 年7月以后，雪球越滚越大，我开始想买写字楼。2010年9月，我看中了温州一栋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大楼。当时有人说， 你是蛇吞象。我说我是蟒蛇，我就是要吞下。后来，这栋楼也拿下来了，除了自用的办公区域将近4000平方米， 其他全部转租。到2010年，我已经是超过几个亿的身家。
羊城晚报：除了房地产，你开设了很多家子公司。你真正靠什么赚钱?
潘：2009 年开始我开设了珠宝公司、外贸公司、鞋厂、装修公司、太阳能公司等，加起来8 家子公司。但真正赚钱的还是房地产。我大量地购买房产，全部一次性付清房款，再拿到银行抵押，用套现的钱买更多的房产。比如说，一套房产我1000 万元买过来，就去找银行贷1200 万或1500 万元，再通过别人做担保，一般是互保，把钱放大，去买更多的房子，变更多的钱，想再做实业发展。
羊 城晚报： 为什么把产业链铺得这么大、这么快? 因为钱太好赚?
潘：的确是因为炒房的钱太好赚，以至于做其他任何行业，没有想利润多少，风险多少。完全凭自己的 想法。比如说太阳能公司， 我就是跑到我表哥办公室问了一两个小时，知道“民生工程”、“朝阳产业”，第二天就去申办营业执照了。(笑)
赤贫 借钱游戏玩不转了
2011年9月，当预期中的银行贷款无法获批的时候，潘晓勇感到了危机。但他没有想到，危机竟以如此凌厉的速度杀到。2011 年十一黄金周，潘晓勇亲自为筹备了半年的一家高级餐饮会所点燃开业爆竹。而仅仅一个月后，他竟然负债逾3亿元。
羊城晚报： 你发现问题是在什么时候?
潘： 大概是在2011年10月份左右，其实9 月份已经有那么点危机感了，因为银行的贷款下不来了。一个是银行贷款收缩，一个是国家政策对房地产的打压。【亿万富翁的破产求职】
羊城晚报：最致命的问题出在哪里?
潘：房地产! 从2011 年4 月份到7 月份，这4 个月别人都已经停止了购买大量的房产。而这期间我又投入了1.3亿的现金买了两个厂房，七套房子。
这1.3亿的现金中，将近1 个亿是从民间借贷来的。当时我想，我有1.3 亿元的现金投入，从银行贷1.8-1.9亿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最终从银行只下来了大概6000 万元的现金。就像周益民(明星电力前董事长) 说的那样———我贷不到钱了。(笑)。
羊城晚报：银行给你的贷款高峰时达到什么程度?
潘： 有一套房子我2009 年一次性付清980万元买下。当年银行给我贷1300万元， 第二年给我贷2000万元。我感觉，照这个增长速度， 我可以套更多的钱， 买更多的房子。
羊城晚报：你认为， 在你破产的过程中， 银行起了什么作用?
潘： 推波助澜! 我觉得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如果当初我买980 万元的房产，银行第一年没有给我1300 万元贷款， 第二年没有给我2000万元贷款;没有这么多钱放出来，我的产业、投入， 一系列处事不会做得这么大胆。
羊城晚报：你认为银行放大了你套现的勇气?
潘：是! 银行存在很多潜规则。比如说， 这套房产的贷款额度不能达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自己的业绩，先贷给我1000万元，我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那么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万元了。同时，银行又给我贷了1000万， 我手里就有2000万现金了。我再把2000 万元质押一次，再贷出来。银行再贷给我2000万元，那么，银行的存款就有4000 万了。我也套现了4000 万元。何乐而不为呢?
羊城晚报： 当时宏观政策的改变，也造成了楼市整体下跌，可为什么你仍然认为银行是罪魁祸首呢?
潘：2011 年9 月份， 每次我去银行，银行就拖我———“没问题， 下个星期就放贷”，他们说。因为这样，我把多余的钱全部支付利息了。最后几个月，我每个月支付600 多万元的利息， 最高一月付了670万元利息。如果银行没有这样拖我，我当时给自己留下一两千万元， 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银行贷款还会下来。我把手上多余的钱全部投进去了。
我被银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羊城晚报：假如当时的宏观政策不调控，银根也没有紧缩，你认为你能避免今天这种局面吗?
潘： 我做的很多实业都是民生工程。
如果再自己走下去， 我会把它们理顺，把实业做实，会有一个自我修复机制。其实当时我已经有思路要做实业。我投了4700万元，买了一个很大的厂房，想把鞋厂搬过来，还想再投1000 万元，把流水线从1 条增加到4 条。但当时已经是2011年9月份，来不及了。
未来 目标就是还钱
从2011年10月到现在， 大半年过去，在网络上输入“潘晓勇”，债权人追债的帖子仍然可见。欠债未清，故事便没有完结。
大半年间，有人撤销对他的起诉，也有人在继续告他。而面对3亿元天文数字般的欠债，潘晓勇说，未来的目标就是———还钱!
羊城晚报：你离开温州之后，有没有债主向你追债?【亿万富翁的破产求职】
潘：债主也在找我。我走后主动给全部的十几个债主都打过两三次电话。我觉得对他们是个心理安慰。我告诉他们，不要急，我正在想办法找钱还给他们。急的话，你们可以去法院告我。但是，没告我的债主，我有钱了会第一时间还他，告我的债主，我最后还钱，时间可能三年，五年，甚至更长。
现在很多债主已经感到心理安慰，有些人已经撤诉，有些人比如欠他们500 万的，提出能不能年底先还10%，或者分三、四年，五年还。但是，也还是有两三个人在上诉，或者要联合起来找我。我也没办法。【亿万富翁的破产求职】
羊城晚报：现在的欠债情况怎么样?
潘：目前还有27套房子抵押，欠银行贷款2.2亿元。民间借贷还欠5000万元。去年的时候，欠民间借贷1.1亿元。后来，我名下的很多资产， 包括大楼都抵债抵掉了。算下来，目前还有将近3亿元左右的欠款。
羊城晚报：房产大缩水，银行欠债怎么处理呢?
潘：我当初是在温州房产最高峰的时候向银行借了2个多亿。现在房产缩水，市值只有8000万。银行也面临这个问题，是作为坏账处理呢，还是上报央行，或者等国家有个批文再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羊城晚报：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潘：就是想把钱还上。只要人还活着，还是这个思维方式， 有能力就一定要还钱! 这就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但是现在还有人在怨我，说我还有几千万元，不还给他们。还有人组织起来去告我。如果我没有活路，我怎么还钱给你? 我才29 岁，能达到3 到4 个亿， 我觉得这辈子足了。
但是我觉得人生，我还有自己理想和目标存在，所以我才能坚持到现在。
亿万富翁的破产求职 第四篇_破产
浅谈山东省惠民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管理人
对破产职工权益分配不公的几点看法
1、迟签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是一种违法行为
据了解，惠民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宣告山东省惠民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破产，随即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对于职工权益如何分配等问题不可避免的提上了议事日程，所有在职职工翘首以盼，希望在自己准备奋斗终生的单位破产后分到那点少的可怜的安家养命钱。谁知这一盼就是四年，终于在2014年10月得到通知，要求职工去看职工权益补偿分配方案并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其中职工最关心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均交至2010年，当职工们无可奈何的同意签订《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时，最使人无法理解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2014年10月签订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上的签订时间竟是2010年10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章、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因此在2014年10月签订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的签订时间是2010年10月是一种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
2、留守人员的安排违反破产法的规定
职工权益补偿分配方案公布时并没有个别人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在破产后多交补交的问题，时过几日竟有传言管理人为个别人员补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到2014年的事发生，是谁在暗中操作这种既违反破产法规定又损害广大破产职工权益的问题呢，在职工们通过投诉、上访等各种方法锲而不舍的追击下，管理人最终出面做出了解释，称这些人员为留守人员，并提交了人员名单，名单中这样写着：留守人员7人，1、协助管理人员进行清算工作人员7人，2、物业管理人
员6人，3、设备管理人员9人，4、保安人员1人。（共计30人详见留守人员名单）
要求回答债权人、清算组的有关询问，协助清算组核对债权债务，解决业务上
的法定代表人、财务会计人员、财产保管人员必须留守为破产法中明确规定外，其他留守人员的安排清算组是否视情况决定并报人民法院批准了呢？
3、破产职工失业金未按法律程序办理，违反失业保险条例规定。
的权利，并将失业人员的名单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７日内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备案。
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失业后，应当持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及时到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失业保险金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
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失业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将失业人员的名单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十五日内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失业人员应当持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及时到指定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
失业人员凭失业登记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
如果按现有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上的时间计算，所有破产职工都不能享受失业金的待遇了。
敬请广大破产职工指教补充（未完待续）
亿万富翁的破产求职 第五篇_马云任何公司的优秀人才都是练出来的
马云：任何一个公司的优秀人才，都是练出来的 2015-04-30 马云 <导读>马云明确表示：我们自己相信人不是招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训练出来的，任何一个公司的优秀人才，都是要起早贪黑，都是要挤公共汽车，都是要挤地铁，都是要早上朦朦胧上班，深更半夜回来，年轻人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演讲：马云|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4月23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团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在京员工大会，分布全球各地的高管团队几乎悉数到京，包括董事局主席马云、副主席蔡崇信、CEO陆兆禧、CPO彭蕾等。
以下是马云发言全文：
大家好，很多同事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其实我在北京这两年，在北京呆的时间是杭州以外可能最多的地方，心里总是很内疚，不知道该去哪一个部门，去高德还是UC，还是刚刚成立的阿里影业，还是阿里健康，还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在那儿的依然激情似火的B2B铁军，真的觉得对不起大家，因为阿里发展实在太快。
十五年的发展，我最怕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公司分得支离破碎，从我们传统的观点来讲，最好把所有人放在一个屋顶底下，你认识我，我认识你，你想干什么我知道，我想干什么你知道，但是今天整个阿里集团越来越大，不仅在全国，光在北京地区本身，我们已经有十五个这样的事业群，有自己的业务，原来传统的阿里业务，有淘系，支付宝系，也有B2B系，也有阿里云，但是我们也有新的业务，有UC、高德、阿里影业、阿里健康以及很荣幸参加的很多小的创新创业的公司的机会。
但是怎么去运营、怎么管理，确实是一头雾水，我们很快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在澳洲，在新加坡，我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机构，但遗憾的是我们同样缺乏经验。所以我想，在北京的以及在杭州以外的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办事处的阿里巴巴的员工，真的觉得对不起，因为我们的组织管理跟不上。大家在这儿有一点孤军奋战，大家在这儿得到的资源不够，大家觉得在这儿得到的重视不够。我看到了很多同事写的各种各样的抱怨、委屈，我在这里代表集团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不是给自己找理由，一个公司发展十五年这么快，我们自己也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刚才彭蕾在讲，51路汽车，我刚才查了一下， 51路汽车现在还在运营，只不过是那时候的车票是两毛钱，现在变成了四块钱，我依旧相信北京的很多同事，早上跟我们一样，天不亮开始赶汽车，挤地铁，从各方面赶到我们的公司。
回过来一想，已经八千人了，在北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公司管理、运营系统，能够让大家得到足够的支持，使大家有归属感、使大家有真正加入阿里生态系统的感觉，这些问题其实困扰我很久。中国企业管理全球这样的办事处乃至全国的办事处都比较缺乏经验，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应该像工厂一样去管理，我们也并不觉得我们应该像国有企业一样去管理，我认为现在很多跨国企业的管理也不对，到底什么是在这个时期我们需要的一种管理的模式，一种组织的模式，一种文化的模式，来适应我们未来的发展？
阿里发展确实太快，所以刚才老陆讲，今年我们整个集团的员工数不会增加一个人，出一个进一个，我们Freeze我们的HC，目的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队形整一下，我认为三万多人已经足够了。当然有的人告诉我，有些公司已经到了八万人，上帝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越做越好。
顺便讲一句，八万多人做的那个业务，我们完成它那个业绩的时候，才一点儿人。不是人越多越好，自己的人越多，为社会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越少。之前，我说阿里在102年关门那一天，我们的员工数不能超过五万名员工，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参股的、投资的员工加起来，已经三万多名，所以剩下我们还有一万六千名员工，我说菜鸟拿去了五千人，海外已经拿掉了五千人，我们剩下来只有四五千名员工，请问我们怎么混后面的八十七年。
所以怎么算我们都觉得不对，我们调整了一个策略，在阿里巴巴整个生态系统的销售GMV，在低于十万亿人民币的时候，我们不超过五万人，去年我们是2.4万亿，未来我们要完成再增加7.6万亿。我们希望五万名员工去实现这个理想，包括海内、海外。
将来至少有一千万人从事物流行业，为什么只给这个我们自己的菜鸟五千人？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这么做，才有可能在物流行业为世界创造一千万的就业，如果我们自己人员越多，外面的机会就越少，因为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跟别人抢饭碗，我们应该给别人创造饭碗，这是我们企业要做的事情。为此集团今年一定会受到一些损失，收入一定会受到影响，业务会受到影响，团队业绩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今年不会增加一名新员工，我们把自己的团队整好。
有些部门人太多，我们需要移到新的部门，有些部门人少，要从其它部门去拿，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提升我们的效率，用技术、用数据去创造未来。所以我们考虑到未来整个阿里一定会有上万名员工分布在全世界各地，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组织，我们应该从今天开始尝试。
北京八千多人，业务分散，但是我们正在摸索、创造一种新的运营管理模式，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在座你们都是在北京的同事，我们在未来三年到五年内，摸索出一套很好的管理模式，让我们自己愉快，让未来加入阿里的人愉快，让我们快乐的工作、认真的生活，让我
们在北京的同事总结经验，使得有一天我们在纽约甚至我们在巴格达的同事也知道如何得到Support，这是我们希望去研究、去思考的。
我们也提出另外一点，鉴于北京已经有八千名员工，我们如何把北京作为杭州以外的第二个主场。为此在北京地区，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业务、独立的管理模式，刚才彭蕾讲，我们希望也允许、鼓励各个公司、各个部门、各个业务群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管我们多么独特的文化，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使命是一致的，我们的心是一致的，只有这样，这个公司才可能走得久，才不可能涣散。
你要是问我什么是今天最佳的管理运营模式，能够解决我们今天那么多部门在北京协同，我今天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我相信你们有这个答案，经过未来的三年，我们共同摸索出这样一个答案出来。
另外我也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整个阿里未来十年，我们到底希望走去哪里，以及每一个员工、每一个部门的同事，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
其实这一年来，阿里有很多的反思和思考，尤其这一两年，去年上市以后，我们思考的更加多，我们这家公司到底为什么而存在，我们为什么、凭什么还可以坚持再走87年。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去思考清楚，我们才能够走下去。当然上市以后，全世界关注我们的多了，股民们关注我们的多了，股价的上上下下，经常会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而波动，分析师会不断研究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项业绩，每一个成绩。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分析师对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必须去创造未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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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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