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作者 第一篇_文心雕龙的作者
训后感
军训，是一件既令人向往，又让人感到恐惧的事。就在9月21日，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军训。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天，但对于以前的我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但是现在，军训结束了，这三天的回忆就好像稍纵即逝一般，停留在我脑海里。
先来说说我们的服装吧！学校发给了我们一套迷彩服。我一看，满脸的不情愿，心想：这服装也太丑了吧······。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试穿了之后，发现裤子太大了，连我爸都能穿了，唉！
我们的教官，不算高，不算胖，脸黑黑的，给人一种既严肃。又带有一些幽默感的感觉。他在训练的过程中一直板着脸，看起来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但是到了休息时间，却也是与我们谈笑风生的。
军训的第一天，教官就让我们站军姿。“站直了，双脚跟并拢，两个脚尖张开约60度，两肩微微往后张，下巴微收，注意手型，两手紧贴裤缝线······”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炎炎烈日下，我们一动不动，暴晒了20分钟，我们一听到教官说可以休息时，一下子就欢欣鼓舞起来了！但是因为定格太久，我真的是一动也不能动了！
等到中午可以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像刚从笼子里释放出来的鸟儿一样，为重新获得了自由而快乐，飞奔回了教室，
拿上饭卡，冲向食堂！
下午，我们顶着太阳，来到了操场，见教官还没有来，我们就先大口大口的补充水分，完了原地坐下，边讲空话边等教官来。终于，教官来了，我们立马起来，整理好队伍，开始今天下午的训练。
下午，教官教我们练习“齐步走”。我们从摆臂开始练习，再到踏步，脚趾间转法等等。刚开始，我们怎样都做不到整齐划一，还被教官狠狠地骂了一通。不过，经过批评之后，我们似乎开了窍，做的渐渐规范起来了。后面，我们还加上了口号“团结进取，争创一流”，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也在进步······
三天的军训就在这练习中结束了，虽然很辛苦，但我们似乎也收获了不少：我们变得更有毅力，更经得起考验，既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又磨练了我们的人格，更让我们懂得了团结有爱的重要意义！685
文心雕龙的作者 第二篇_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简介
刘勰(约465年-520年)，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一） 定林俗客
刘勰，字彦和，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其祖父刘灵真，除了《梁书·刘勰传》提到“宋司空秀之弟也”以外，不见于史传记载。刘秀之乃是宋代司空，官位仅次于丞相；如此说来，刘勰的家世是颇为显赫的。但不少研究者以为，《梁书·刘勰传》的这句话实不可信；刘氏虽是东莞望族，但刘灵真这一系已属旁支远族了。据王元化先生的考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1。
六朝时期，士庶之别犹天壤之隔。即使你有满腹经纶，即使你才华出众，一旦出身庶族寒门，也就几乎进身无望了；而血统高贵者，他们生来就是做官的，以至于平流进醛坐至公卿。这就是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王沈传》），也就是西晋著名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中所痛斥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不过，虽然整个六朝时期士庶区别的大势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是有所不同的。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便以平民身份而靠军功起家，因此刘勰出生的时代应该就是士庶区别有所缓和的时期。也许正因如此，就在刘勰出生前后，他的父亲刘尚开始步入仕途。至刘勰五岁左右，也就是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前后，刘尚升任越骑校尉一职。越骑校尉乃是汉代所设置的五校尉之一，位列七班，选中者皆以其才力超越；刘尚得以升任中级官吏，这对刘勰的童年是有影响的。另外，宋明帝于泰始六年（470）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并设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同时“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南史·宋本纪下》），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会影响到刘尚对幼年刘勰的教育。
刘勰七岁之时，做了一个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梦。他梦见了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文心雕龙·序志》2）。显然，刘勰之有如此吉祥的美梦，正以上述背景作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正是儒家的建功立业思想。然而，美梦总是很少会成为现实的。据牟世金先生考证，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刘尚在一次保卫首都建康的战斗中战死，刘勰时年八岁3。这一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可见其父亲的早逝对刘勰的一生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
从父亲去世到二十岁左右，刘勰在发愤读书中度过了自己从少年至青年的这段时光。479年4月，宋顺帝被迫禅位于萧道成，是为齐高帝，历史进入了齐代。萧道成十三岁受业于著名儒士雷次宗，研究《礼》及《左氏春秋》。因此他即位以后，便重用长于经礼的王俭，自此君臣唱和，儒学大振。建元四年（482）正月，齐高帝设立国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南齐书·高帝纪下》），崇儒重学之风吹遍江左士林。是年三月，齐高帝萧道成卒，太子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他更是承继高帝之风，对儒学之兴推波助澜。他不仅仍重用王俭，而且优礼有加。上行下效，一时形成所谓“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的盛况。当此之际，少年刘勰所受到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萧齐政权在弘扬儒学的同时，对佛教亦极为重视。齐武帝萧赜刚刚即位之时，皇太子萧长懋便将当时大乘佛学之名僧集中于宝地禁苑“玄圃园”安居，表现了
对佛教的顶礼膜拜。齐武帝即位的第二年（永明元年，483），被封为竟陵王不久的萧子良更召集名僧，开设讲坛；佛徒高僧济济一堂，形成沈约所谓的“旷代之盛事”（《为齐竟陵王发讲疏》）。萧长懋还以皇太子之尊，萧子良则以竟陵王之贵，拜定林寺僧柔及僧远等人为师；其敬重佛徒，可谓顶礼膜拜。这对刘勰的一生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永明四年（486）前后，也就是在刘勰二十岁左右，他的母亲又去世了。此后，在刘勰为母亲守孝的三年时间里，齐竟陵王萧子良大开西邸，招集儒、佛和文学之士会聚鸡笼山，抄五经百家，编《四部要略》，讲梵语佛法，造经呗新声，所谓“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西邸盛会不仅把崇儒重佛之风再次推向高潮，而且亦使永明文学盛极一时。萧子良门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瑭范云、任昉、陆倕等“八友”，或品味山水神韵，或探讨声律对仗，或讲究用事敷陈，或推敲丽辞雅义，诗酒游宴，音声唱和，崇文之风，弥漫江左。
可以想见，居丧中的刘勰必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时风的变化。《文心雕龙》中强调“贵乎时”（《才略》），这是刘勰从世事的浮沉、家庭的变故中所得到的深刻体验。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庶族寒门而又无依无靠的人来说，要想取得进身之阶，洞察时世、抓住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离开时代的大江大河，自己的涓滴之水是很快就会干涸的。然则，时风是什么呢？可以说，佛学与文学的并行不悖正是刘勰所处的时代氛围。佛教与文学原本关系不大，然而皇亲国戚之道俗相兼，尤其是竟陵王萧子良的推波助澜，使得佛教与文学相得益彰了。 永明八年（490）前后，刘勰来到了京师，举步踏入钟山名刹定林寺。千载悠悠，我们今天无从揣测刘勰当时的心情；但举目无亲而逼入佛门的无奈，是可以想见的。不过，这却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感情冲动之举。在上述崇儒重佛的文化思想背景之下，在佛学与文学并行不悖的时代氛围之中，无所依傍的刘勰决定进入佛门，正可以视作一举多得的“贵乎时”的行为。这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学习提供了条件。同时，从此便可安居京师之地以“待时而动”（《程器》）了。
《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这句简单的“积十余年”，意味着刘勰几乎全部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定林寺度过的；而沙门僧祐则成为这一时期刘勰生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僧祐俗姓俞，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祖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生于建业（今南京）。幼儿时期，父母带其入建初寺礼拜，便表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竟至不肯回家。父母只好从其所愿，任其出家入寺，奉僧范为师。父母本以其年幼任性，未必真心向佛，所以当他十四岁以后，便私下里为其订下婚事。谁知当他知道以后，便逃到定林寺，投靠法师法达。法达乃是定林寺创建者昙摩密多的弟子，其“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祐传》）。僧祐竭诚奉事法达，更加执操坚明，其家庭亦莫可奈何了。年满具戒以后，僧祐又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随侍尽心二十余年，“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同上），成为佛家律学名僧。法颖去世后，正值竟陵王萧子良倡隆佛法之时，僧祐自然经常被请去讲律，听众常达七、八百人之多。
显然，刘勰跟随僧祐十余年，所受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比如，《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家贫不婚娶”，其实“家贫”可能只是原因之一，而僧祐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杨明照先生曾指出：“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别有故，一言以蔽之，曰信佛。”4，这是颇有道理的。不过，从刘勰居于定林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来看，虽其“信佛”之心固然不假，却未必仅仅因为一般的“信佛”而“不婚娶”，倒是与之朝夕相处的大德高僧僧祐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永明十一年（493）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刘勰作为僧祐的得力助手，以主要精力帮助整理佛经。厘定文献，区别部类，造立经藏，撰制经录，“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僧祐《法集总目序》），其中艰辛自不待言，却也使刘勰“博通经论”，成为佛学的专家。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一篇重要的佛学论文《灭惑论》。
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前后，已逾而立之年的刘勰又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器，跟随孔子向南走。梦醒以后，他感到非常高兴。遥想夫子当年，尚且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而今，他老人家竟然托梦于自己这个无名小卒，这难道不是重任在肩吗？
（二） 搦笔论文
刘勰身居佛寺而梦随孔子，这与其居于佛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一样，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他个人人生理想的必然。他在《序志》篇中，袒露了自己的心曲。他说：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古人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齐俗》）在这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宇宙中，有黎民百姓，也有达官贵人；而真正能够出类拔萃者，靠的是聪明才智。可是，岁月如白驹过隙，时光一闪即逝，人的身体连同其智慧也是不能久居的。古代的隐者说：“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然而，相对于浩渺的宇宙而言，人又能“心意自得”几年呢？所以，要把声名永播，想让事业长存，看来只有依靠写作，将自己的作品留在世上了。刘勰说，人类的形貌取法于天地，人类的本性来自于“五行”（水火木金土），人的耳目可比日月，人的声气有似风雷，人类超过了天地之间的万物，人类乃是宇宙之精灵、天地之中心。可是，人的肉体比之草木又能坚硬多少呢？“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真正可比金石而流传久远的，只有名声了。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古人说，君子之处世，“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对刘勰来说，“立功”一途遥不可及，也就只有著书立说而“树德建言”了。
所以，刘勰身居佛寺却与孔夫子心灵相通，良有以也。至于著书立说的具体方向，刘勰也有自己的考虑。《序志》有云：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说，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径当然是给经书作注解，但是东汉的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作了精深的阐述，自己即使在某些方面仍有一些深入的见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了。然而，考察文章的作用，其作为经书的辅佐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祭祀、丧吊，还是朝觐、阅军，抑或婚嫁、冠礼，各种仪节都要靠文章来完成；国家的政治、教化、礼乐、军事、刑法、经济等等一切政务，无不靠文章来实施；至于君臣之间的沟通，军国大事的阐明，当然更离不开文章了。刘勰以为，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作用的各类文章，无不来源于儒家经典；正是儒家经典为后世文章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为后世文章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任凭文苑笔场百家腾跃，无论翰林华国诸子驰骛，终究跳不出儒家经典的圈子。所以，“论文”一途同样可以通向儒家经典，也就可以完成孔夫子的重托了。
其实，所谓“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固然不假，但刘勰不走“注经”之路，却未必真的完全因为马融、郑玄等人“弘之已精”。虽然此时仍然重视儒学，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儒学和佛学的交融统一、佛学和文章的相得益彰，以及文章本身的繁荣发展，才是时代的潮流。尤其是永明文学之盛给刘勰的薰陶和启迪，实在使他不能不去
“论文”。更重要的是，以孔子之托而有“论文”之必要，乃属当务之急；这便是所谓“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也就是近世文章的发展由于离开圣人越来越远，因此文章的体制逐渐败坏，以至于有“文将不文”的危险。简而言之，那就是诗写得不像诗，赋写得不像赋„„总之是失去了文章的规范。结果也就出现了刘勰所深感忧虑的文风：一味追新逐奇，崇尚浮浅怪异的语言；过分注重词藻的修饰，就像在已经装饰过的华丽的羽毛上再加文饰，又如在本不需要修饰的腰带和佩巾上再绣以花纹，忘记了其本来的面目和用处，有似买椟还珠，仿佛秦伯嫁女；从而也就离开了文章的根本，而走上文体错讹、辞采泛滥的道路。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文章写作的繁荣发达，另一方面是创作方向的误入歧途；作为“经典枝条”，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整而任凭自然生长，后果何堪设想？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乃小子之垂梦欤”（《序志》）的原因。以此而论，则所谓“论文”，不仅事出有因而势在必行，甚至比“注经”更为重要了。
根据牟世金先生比较精确的推断，从建武五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三月5，刘勰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以大约四载的光阴，全力结撰自己的论文之作。精研儒家经典之义理，深究佛门玄谈之论辩；标举文章写作之准的，探索知音赏鉴之奥秘。诗骚赋颂，有韵之文搜罗殆尽；章表奏记，无韵之笔囊括不遗。深入艺术构思之过程，辨别艺术风格之雅俗；明确文学的时代理想，概括文学的本质特征。纵观文学发展之道路，体察文学自然之关系；总结比兴夸饰之方法，规范融汇剪裁之手段。篇章字句，安排推敲精雕细刻；音韵声律，和谐流畅婉转自然。有时含笔腐毫苦虑劳情，有时援牍口诵文思泉涌；有时情饶歧路纷杂难断，有时敏在虑前应机可决。春花伴精推荣枯，秋月共细思圆缺；雨打寺门迟迟闭，雪落禅径踽踽行。星汉灿烂之永夜，常思五彩祥云之梦；赤日炎炎之长天，恒记夫子仲尼之托。暮鼓晨钟里奋笔疾书，青灯黄卷前戛戛独造；道不尽伏案抽思之苦，说不完建言寄情之乐。
呕心沥血四个春秋，刘勰在定林禅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并为这一精彩的华章定下一个动听千古的美名：《文心雕龙》。
（三） 逢其知音
《文心雕龙》书成之时，正值齐梁禅代之际。502年3月，齐和帝禅位；4月，萧衍即帝位，是为梁武帝，改元天监。无论谁做皇帝，定林寺的暮鼓晨钟都会照例敲响；但对刘勰而言，心情有所不同。他已身居定林十余载，却一直是白衣之身；既不愿出家为僧，则长此以往又怎能甘心呢？回首悠悠岁月，已历宋、齐、梁三朝；屈指青春年华，则近不惑之年。其人生之路通向何方，已是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
可以想见，望着用心血铸成的《文心雕龙》，刘勰没有如释重负之感。他发愤写作此书，当然是秉承儒家圣人之大道，为文章的写作确立千古不易的法则，为文学的发展找到纵辔远行的通衢；然而，他同样期望这部书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新的开端，而不是像司马迁那样准备“藏之名山”（《报任安书》）。可是，以自己无名小辈，又久居寺门之内，纵有旷世惊人之作，又怎能得到时人之肯定和承认呢？刘勰想到了沈约，一个历仕宋、齐、梁三朝并成为当朝权贵、而又身兼文坛领袖的人。
沈约，字休文，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其先世乃东吴世家大族。祖父沈林子曾为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的参军、征虏将军，刘裕即位后，封其为汉寿县伯，迁辅国将军。沈约的父亲沈璞，文帝时官至宣威将军、盱眙太守，并以防魏有功，转淮南太守。宋文帝死后，王朝内乱，刘骏起兵夺得政权；由于沈璞未能及时响应，被宋孝武帝刘骏所杀。时年十三岁的沈约四处潜逃，后遇大赦，幸免于难。
沈约从小便“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梁书·沈约传》），他的母亲恐其劳累过度而生病，不得不经常减少其灯油或灭掉其灯烛。正是由于他的苦读，使其博览群籍，精研文史，“年
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宋书·自序》）。宋明帝泰始元年（465），二十五岁的沈约起家奉朝请，并为尚书右仆射蔡兴宗赏识；两年后，蔡出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便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泰始五年（469），蔡升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又以沈约为征西记室参军等职。刘宋末年，沈约入朝为尚书度之郎。
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三十九岁的沈约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郡王萧长懋的记室。建元四年（482），齐武帝萧赜即位，立萧长懋为太子，沈约被任命为步兵校尉，掌管东宫书记，受到太子的特别看重。后迁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永明年间，沈约还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为其门下“八友”之一。永明八年（490）以后，沈约迁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以及御史中丞等职。齐郁林王隆昌元年（494），竟陵王萧子良辅政，五十四岁的沈约升任吏部郎。萧子良不久病死，沈约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以后，沈约进号辅国将军。建武二年（495），五十五岁的沈约被征为五兵尚书，两年后迁国子祭酒。明帝死后，沈约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南清河太守。
齐和帝中兴元年（501），曾为“竟陵八友”之一的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不久便召集六十一岁的西邸旧友沈约，引为骠骑将军司马、左卫将军。沈约趁机劝萧衍代齐而立，言之殷殷，深得萧衍欢心，以约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成为帮助萧衍成就帝业的功臣。梁武帝受禅，以沈约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
刘勰之想到沈约，除了以其当朝勋贵的特殊地位，还因为沈约更是一代辞宗，是齐梁文坛的领袖。他重视声律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作用，与谢朓等人创立了永明新体诗，推动永明文学盛极一时。其五言诗清怨和谐，意境独到，骨采完备，精拔可读。更重要的是，沈约以官场浮沉数十载、阅尽人间冷与暖的通达，加之对文学本身的精通，对文坛新人奖掖有加、不吝提拔；其谦谦儒风，受到文人学子的敬重与爱戴。凡此种种，使得刘勰把希望寄托在了沈约的身上，希望自己的《文心雕龙》能得到沈约的青睐；那怕只言片语的品评，只要略予褒奖，也就不至使自己的半世心血付诸东流了。
但是，一个颇为简单却又十分困难的问题是，怎样使《文心雕龙》到达沈约的手中呢？《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千载之下看来，这实在是颇富戏剧性也颇有喜剧性的一幕；然而不难想见，刘勰迈出这一步，需要多大的勇气，又要承受多少痛苦的折磨！这不禁令人想起颇为相似的一幅历史画面：三国曹魏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撰成论才性同异的《四本论》，自己颇为看重，欲取定于当时名士嵇康，于是便怀揣书稿来到嵇康宅外。徘徊有时，终于没有勇气敲门，便从门外抛至嵇康家中，急急忙忙逃走了。显然，以彦和当时之状况，尚难比钟会；以沈约当时之隆达，则远超嵇康。王公侯门深似海，即使想如钟会那样抛至其家，也是难以办到的。不过，刘勰不是叶公好龙之辈，他迈出了一般人难以迈出的一步。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惜墨如金的《梁书·刘勰传》作了较为详细而生动的上述记载。 当然，《梁书·刘勰传》之所以详细记述，也许还在于这件事情的结果。其云：“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无愧为一代文坛领袖。其“便命取读”的态度固然显示了他的贵而无骄，其“大重之”的激赏固然再次证明了他奖掖后进之无私，其“深得文理”的评价固然说明了他的目光深邃，而其“常陈诸几案”的举动则更属难能可贵。
（四） 奉时骋绩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前后，三十七岁左右的刘勰“起家奉朝请”（《梁书·刘勰传》）。“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既不为官，亦无职任；但既已“奉朝请”，则正式踏上仕途便指日可待。如上所述，沈约也正是自“奉朝请”开始其漫长的仕宦生涯的。对刘勰来说，
文心雕龙的作者 第三篇_文心雕龙作者
文心雕龙作者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文心雕龙的作者 第四篇_关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
关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汉族文学理论专著。
南北朝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刘勰生于京口（今镇江），字彦和，原籍东莞（今山东省莒县境内）。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名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卒年歧说甚多。一说卒于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间，一说卒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间。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
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文心雕龙的作者 第五篇_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汉族，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文心雕龙》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文心雕龙的作者 第六篇_《文心雕龙》赏析
《文心雕龙》赏析
《文心雕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文艺理论巨著。至今中外文艺理论界还没有哪一部著作可以与之媲美。它全面总结和阐释了文学原理、文体、创作、批评等问题，“体大而虑周”，论述精辟，是中国文艺批评最权威的典范论著。目前，专事研究其理论体系的“龙学”正日益兴盛。
南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的一天，梁武帝的开国元勋、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坐车从大街上经过。一个身背包袱、货郎打扮的中年人冲开护卫，挡住车驾，献上一部书稿。沈约带回阅读后，为之赞不绝口，把它“常陈诸几案”。在沈约的推荐下，这部书很快流传开来。它，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原理性的经典巨著《文心雕龙》。拦车人就是它的作者，文艺理论大师刘勰。 刘勰(约公元465一约公元532)，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齐王刘肥的后裔。他的父亲刘尚，做过南齐的越骑校尉。但刘尚早逝，家道中落。到刘勰20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去世了，他的境遇也就日渐艰难。但他“笃志好学”，遍览群书。在《文心雕龙·程器》中，他谈到自己的理想：“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用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可以看出，刘勰深受儒家“用世”思想的影响，立志先“修身”，然后“治国平天下”。
母亲死后，刘勰守孝三年，便离开家乡去都城建业谋求出路。但因贫寒无名，没有人举荐，怏怏而返。不久，他便师从僧佑，到浮莱山定林寺协助僧佑整理佛教藏经。僧佑是南朝有名的博学高憎，曾编撰过《弘明集》。刘勰深受僧佑的影响。他终生未娶的生活经历和在《文心雕龙》中他对一些概念的阐释，都打上了明显的佛学烙印。除佛学外，僧佑还精通儒家经籍，并且藏书丰富。刘勰在定林寺的十几年中，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和古今文学作品，为他著述《文心雕龙》奠定了雄厚的学识基础。
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他生活在一个社会思想极为开放，文学创作极为繁荣的时代。东汉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分裂、大动乱、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两汉“独尊儒术”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佛教开始传人并很快盛行，道家思想以蓬勃之势复苏，“谈玄”和向大自然寻求生命真谛的思想成为席卷全国的社会
思潮。哲学逻辑思想的大解放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人们冲破了儒家倡导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抛开汉儒死守章句、图解经义的作法，大胆地抒写情性，反映现实，歌咏自然。自三曹等百余名作家的积极写作，开创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之后，一直到南北朝，诗文创作长盛不衰。这时期，朝廷也开始承认文学的独立地位，封建帝王和大批士族官僚也加入了创作的行列。魏文帝曹丕就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而且还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典论·论文》。宋文帝时设置了专门的文学机构“文学馆”，与原有的儒、道、史三馆并列。宋明帝时设总明观，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由于几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南朝连初识字的儿童都拼命地做起诗来。士族文人中甚至出现了“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
文学创作的繁荣，大量作品的产生，不免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去进行鉴赏和甄别，来指导创作和引导阅读。一些知识分子就着手品评诗文的工作，大量文艺批评论著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此时旧的文学观刚刚被打破，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在当时的文艺批评中，虽然也有《文章流别论》这样的佳作，但更多的评论著作则没有准则，只是各随好恶地任意立论，造成文学批评中的高下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状况。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中的混乱局面，使文学批评真正起到指导创作、引导阅读的作用，社会迫切需要“批评的批评”——科学的、权威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产生。
刘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萌发了写作《文心雕龙》的宏愿的。从30岁左右开始，他发愤著述，经过五、六年的苦心孤诣地努力，这部文艺批评的扛鼎之作终于诞生了。刘勰也随着这部伟大著作的传播而名扬四海。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刘勰被朝廷启用，授予奉朝请等职务，后来又在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担任了东宫通事舍人，与昭明太子结为忘年之交，参与了《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四月，昭明太子死后，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上定林寺撰经，经成后，他就弃官为僧，法名慧地，一年后去世。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现存的还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种。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原理性的理论专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的含义是，“文心”指写文章的用心，“雕龙”是指要把文章写得如雕绘龙纹一样精美。全书37000多字，分为50篇。今本的《文心雕龙》分10卷，上下两部，每部25篇，每篇又系以赞。从论述的内容上划分，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是作者自称的“文之枢纽”，也就是本书的总论，主要阐明白己所建立的文学批评体系的根本原则。《原道》篇提出写作最根本的是要表现“自然之道”，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由事物的本质意义出发，不能以文害志，以文害物。刘勰这样强调“道”，也是为了反对六朝文学创作中过分雕琢而违反自然美的不良倾向。《征圣》和《宗经》二篇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概括了写文章要“衔华佩实”的基本原则。
第二部分是文体论。包括《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讳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招策》、《檄移》、《封弹》、《章表》、《奏启》、《议对》、《书记》20篇。这部分从“原始本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和“敷理举统”四个方面，论述了35种文体的源流和特征，将文章分为“文”和“笔”两大类，解释其文体名称和意义，并列举以往的作家的创作，评论其作品，概括出每一种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领。这一部分是从感性材料上进行分析，为后文进一步进行理论阐述打下了基础。
第三部分是创作论。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炼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述》、《事类》19篇。这之后的《时序》和《物色》两篇虽然包含了文艺批评的内容，但也有关于创作的论述。这21篇是作者所称“割情辞采”的内容，是对总论中提出的“衔华佩实”的文学总体要求的具体论述。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的构思、艺术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文学创作中的具体的艺术技巧(如声律、比兴、夸张等艺术手法的应
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这—部分是《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指导意义最大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是文艺批评论。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其中《知音》是专门论述文艺批评方法论的，指出批评的方法是要通过作品的文辞来考查其表达的思想感情，以探求文章所用的体裁、文辞、结构等是否能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相一致。《才略》和《程器》两篇，论述了作家的文才和品德，讨论创作主体(作家)与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主体批评。最后一篇《序志》是作者交代写作动机和目的的篇目．篇中还概括了全书内容和写作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类似于“跋”。
以上是对《文心雕龙》概貌的介绍。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书中论述的几个重要的论题。【文心雕龙的作者】
关于创作论
1、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刘勰认为，作家的创作源于客观事物的感发和观照，“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强调时代的变化决定文学的发展，“文变染采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他还结合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风尚的发展过程，系统地分析了文学盛衰的原因，总结了三百多年的创作实际和近二百位作家的创作经验，阐明了历代文风先后继承与变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强调作家创作时决不能忽视对自然的感悟和体验，也不能离开生活实际，闭门造车。同样，批评也不能抛开历史背景，片面地分析艺术特色。可以说，这种文学史观的建立，是《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2、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情采》篇中，他大力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强调文学创作要以“述志为本”，创作的目的是表达思想感情。作品中，内容是第一位的，如果“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但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原则，又要“言必有采”。他认为思想意义必须通过形、声、情三者的中介，才能酣畅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指出：“情(思想意义)者文之经，辞(文采技巧)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文之本源也。”形象地阐明了形式由内容必然转化而来，又将内容包涵在内的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关系。
3、作品的风格论。《体性》、《风骨》等篇，论述了文学风格问题。在《体性》篇中，刘勰指明文学作品风格的形式与作家气质有密切的关系：“各师本心，
其异如面。”篇名中的“体”是指作品的风格，“性”是作家的气质。他认为，作家的内质决定其艺术创作中的艺术个性，反映到作品中就形成了艺术风格。文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由“才”、“气”、“学”、“习”四种因素起作用，由于每个作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因而他们的作品也风格各异。这四者，前两者是作者的先天秉赋，后两者是后天修养。指明作家要创作山有风格特色的佳作，必须在加强修养上下功夫，而不能刻意求异，生硬地在—些小技巧上下功夫，追求所谓的“风格”。【文心雕龙的作者】
4、艺术构思论。构思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环节。刘勰把艺术构思分为形象映照和想象虚构两个阶段。在《神思》中，他形象地描绘了艺术构思从观察到艺术创作的心物交融的全过程：“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事物以其形貌影响到作者，作者心理上得到感悟，于是便“神与物游”。这种心与物的结合，并不只局限于直观的、现实的、被动的反映，而是经过提炼加工，得到理性的内涵。然后作家还要联想，既可以“思接千载”、又可以“视通万里”，把眼前的事物、悟出的理性与联想到的事物融合后，再“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把那些本来比较抽象的思想、意义融入到现实与联想融合而成的物象之中，完成艺术创作。
文心雕龙的作者 第七篇_文心雕龙·体性
文心雕龙·体性 《体性》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七篇，从作品风格（“体”）和作者性格（“性”）的关系来论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在理论上，他正确地总结了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确了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全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谈起，指出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感的冲动，才发而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气、学、习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有着一定的关系。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他把各种风格大体上归纳为“典雅”、“远奥”等八种，并概括地总结了这八种风格的基本特点。在这八种中，刘勰对“新奇”和“轻靡”两种比较不满。不过他认为，一个人的风格不限于一种，而往往有参差错综或前后不同的发展变化。
第二部分以贾谊、司马相如、王粲、陆机等十多人的具体情况，来进一步阐明作者性格与作品的风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强调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长期刻苦地学习。八种风格虽然变化无穷，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可融会贯通。因此，他主张作者从小就应向雅正的作品学习。
夫情动而言形1，理发而文见2；盖沿隐以至显3，因内而符外者也4。然才有庸俊5，气有刚柔6，学有浅深，习有雅郑7；并情性所铄8，陶染所凝9，是以笔区云谲10，文苑波诡者矣11。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12；风趣刚柔13，宁或改其气14；事义浅深15，未闻乖其学16；体式雅郑17，鲜有反其习18：各师成心19，其异如面。若总其归涂20，则数穷八体21：一曰典雅22，二曰远奥23，三曰精约24，四曰显附25，五曰繁缛26，六曰壮丽27，七曰新奇28，八曰轻靡29。典雅者，熔式经诰30，方轨儒门者也31。远奥者，馥采典文32，经理玄宗者也33。精约者，核字省句34，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35。繁缛者，博喻酿采36，炜烨枝派者也37。壮丽者，高论宏裁38，卓烁异采者也
39。新奇者，摈古竟今40，危侧趣诡者也41。轻靡者，浮文弱植42，缥缈附俗者也43。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44，繁与约舛45，壮与轻乖46。文辞根叶47，苑囿其中矣48。
〔注释〕
1情动而言形：《》：“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形：表达。
2见（xiàn限）：同现，显露，和上句“形”字意近。
3隐：指上文所说的“情”和“理”。显：指上文所说的“言”和“文”。
4因内符外：《论衡·超奇》：“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符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
5庸：平凡。俊：杰出。
6气：指作者的气质。刚柔：强弱。
7雅：雅乐。郑：郑声。这里是借“雅郑”指正与邪。
8情性：指先天的质性，包括才和气在内。铄（shuò朔）：原指金属的熔化，这里引申为影响的意思。 9陶染：指后天的影响，如学和习。
10笔区：和下句的“文苑”意义相近。谲（jué决）：变化。
11诡（guǐ轨）：反常。扬雄《甘泉赋》：“于是大厦云谲波诡。”李善注引孟康曰：“言厦屋变巧，乃为云气水波相谲诡也。”
12翻：转动，这里有改变的意思。
13风：指作品所起的教育作用。趣：指作品中所体现的味道。
14宁：难道。
15事义：事情和意义。《事类》篇说：“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文心雕龙的作者】
16乖：不合。
17体：风格。
18鲜：少。
19 “各师”二句：《·襄公三十一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成心：本性，指作者的才、气、学、习。《庄子·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郭象注：“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谓之成心。”
20总：综合。涂：途径。
21穷：尽。
22典雅：指内容符合儒家学说，文辞比较庄重的。典：儒家经典。雅：正。
23远奥：指内容倾向道家，文辞比较玄妙的。
24精约：指论断精当，文辞凝炼的。
25显附：指说理清楚，文辞畅达的。
26繁缛（rù入）：指铺叙详尽，文辞华丽的。缛：采饰繁杂。
27壮丽：指陈义俊伟，文辞豪迈的。
28新奇：指内容新奇，文辞怪异的。
29轻靡：指内容浅薄，文辞浮华的。靡：轻丽。
30熔式：取法。诰：告诫之文，如《》中的《汤诰》、《康诰》之类，这里泛指儒家经典。 31方轨：并驾。《·传》：“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
32馥（fù父）：当作“复”。复：深奥。典：这里指法则。
33玄宗：指道家学说。玄：幽远。道家学说称为“玄学”，道教又称“玄教”。
34核：考查。
35切：切合。厌：满足。
36酿：杂。
37炜烨（wěiyè委夜）：明亮的样子。枝派：树多枝叶，水分流派，这里指铺叙的夸张。
38宏：高大。裁：判断，议论。
39烁（shuò朔）：光彩。异：指不同一般。
40摈：排斥。
41危侧：险僻。
42植：借为“志”。《楚辞·招魂》：“弱颜固植。”王逸注：“植，志也。”
43缥缈（piāomiǎo飘秒）：即飘渺，恍惚不定之意，这里指内容的不切实。
44殊：不同。
45舛（chuǎn喘），违背，
http://m.gbppp.com/shuoshuo/43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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